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政坛上，有两颗星辰格外耀眼——他们同年谢幕，却照耀着截然相反的方向；他们势同水火，却共享着同一种精神高度。一位是锐意革新的“拗相公”王安石，一位是坚守传统的“司马牛”司马光。这场持续二十年的君子之争，书写了中国政治史上最动人的爱恨篇章。
一、汴京初逢：嘉祐四友的黄金岁月
宝元元年（1038年），19岁的司马光高中甲科进士，春风得意；四年后，21岁的王安石也以全国第四名的成绩金榜题名。因志趣相投，这两位后来势同水火的政敌，最初竟成为惺惺相惜的知己。
“王荆公、司马温公、吕申公、黄门韩公维，仁宗时同在从班，特相友善。”史书记载这四位才子被时人称作“嘉祐四友”，闲暇时常聚于僧坊谈经论道，旁人难得参与其中。
王安石曾为司马光撰写升职诏书，盛赞其“操行修洁、博知经术”“行义信于朝廷，文学称于天下”。司马光则钦佩王安石“才高学富”“议论高奇”，在给王安石的信中坦言：“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，才高而学富，难进而易退。”
更令人称奇的是，两人连生活习性都如出一辙：同样不嗜酒、不好声色、不喜奢靡，甚至同样拒绝纳妾。王安石将夫人买来的小妾原样送回，司马光则因无子而宁愿过继兄弟之子也坚决不纳妾。当王安石在汴京寻租住宅时，竟特意选择与司马光为邻。
二、变法惊雷：兄弟阋墙的分水岭
1067年，年轻的宋神宗登基。面对国库空虚、边患频仍的困境，一场决定北宋命运的论战在紫宸殿上演。
王安石慷慨陈词：“造成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原因，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！”他提出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的变革方案。
司马光则拍案而起：“天下安有此理？天地所生财货百物，不在民则在官。所谓善理财者，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”。他认为这无异于桑弘羊蒙骗汉武帝的故伎重演。
这对昔日挚友在神宗面前争得面红耳赤。王安石坚信只有开源变法才能富国强兵；司马光则坚持“治天下譬如居室，敝则修之，非大坏不更造也”的保守理念。
1069年，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，熙宁变法的大幕拉开。当司马光发现吕诲袖藏弹劾王安石的奏章时，竟愕然不解，竭力劝阻这位反对者。回到学士院，他枯坐终日，苦思冥想王安石究竟有何“不善之迹”——此刻的他，仍是那个顾念旧情的挚友。
随着变法的推进，司马光连写三封长信给王安石，痛陈新法四大弊病：“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”。他劝谕老友不可“用心太过，自信太厚”，希望“以尽益友之忠”。王安石虽回信犀利反驳，但仍“赐之诲笔，存慰温厚”。
裂痕终究不可弥合。当司马光发现无法改变局面，他选择了悲壮的退场——辞去枢密副使，远走洛阳，埋首编撰《资治通鉴》。
三、冰炭同器：政敌间的相知相敬
政治立场的对立从未减损二人对彼此人格的敬重。当一位反对新法的官员去世，司马光为其撰写墓志铭，文中暗含对变法的讥讽。有人将铭文抄本献给王安石，企图挑拨离间。
出乎所有人意料，王安石非但不怒，反而将铭文悬挂墙上，向门生赞叹：“君实之文，西汉之文也！”（司马光，字君实）
司马光在洛阳修史时，对王安石的记述同样秉持公心。他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贯彻的史家精神，同样体现在对政敌的评价上：“光与介甫，趣向虽殊，大归则同”。（王安石，字介甫）
王安石也承认两人之争纯粹源于政见：“议事每不合，所操之术多异故也”。
这种超越政争的敬重，源于两人共同的士大夫风骨。王安石拒收地方官员进献的宝砚，笑问：“纵得一提水，又能值几何？”司马光妻子去世时，竟要典当三顷薄田才能安葬——为官近四十年，位极人臣却清贫至此。
四、金陵落日：双星陨落的千古回响
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，宋神宗驾崩，保守派得势。司马光被召回京城任宰相，第一道政令便是尽废新法。消息传到金陵，退隐多年的王安石悲愤难当。
次年四月初六，江宁城传来噩耗：王安石郁然离世。消息传到汴京，司马光抱病作书给宰相吕公著：
“介甫文章节义，过人处甚多……今方矫其失，革其弊，不幸介甫谢世，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。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，以振起浮薄之风！”
在司马光的力谏下，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，谥号“文”。而司马光本人也在同年九月初一病逝，追赠太师，谥“文正”。这对相爱相杀的政敌，在同一年相继离世，为北宋最激烈的政争画上了悲怆的句号。
纵观千年历史，政治斗争往往伴随腥风血雨。王安石与司马光却以君子之风，在北宋政坛树立了不朽典范：司马光三谏王安石而不改其志，仍力保政敌身后清名；王安石面对司马光的废法之举痛彻心扉，却从未恶语相向。
他们的分歧源于治国理念的根本对立——王安石信奉孟子性善论，认为变法能激发人性之善；司马光则认同荀子“性恶论”，主张用制度约束人性之恶。王安石追求“更好”的变革理想，司马光则坚守“不坏”的治世底线。
在金陵城王安石隐居的茅屋墙上，或许仍挂着司马光的文章；在洛阳司马光埋首修史的“读书堂”内，想必也珍藏着王安石的诗词。政见之争的硝烟散尽后，留在历史深处的，是两个固执又可爱的灵魂，在时代浪潮中坚守信念的身影。
当后人争论谁对谁错时，司马光那句评价或许最为公允：“介甫无它，唯执拗耳。”而这份执拗，也正好是照亮北宋黑暗政坛最珍贵的人性光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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